被誉为古今第一奇书的《金瓶梅》自问世以来,其作者就一直是个谜,据后人猜测有可能的达五六十人之多,但自明末清初起多数人认为是王世贞所作。王世贞,明代“后七子”领袖,字元美,号凤洲,又号弇州山人。佚名的《寒花庵随笔》云:“世传《金瓶梅》一书,为王弇州先生手笔。”清张竹坡《第一奇书金瓶梅》谢颐序云:“金瓶一书,传为风洲门人之作也,或云即风洲手。”吴晗《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》云:“无论批评者的观点怎样,《金瓶梅》的作者三百年来却都一致公认为王世贞而无异辞。”
而王世贞为什么要写这本书?为的是报仇!他报的是什么仇?这要从他的父亲王忬说起。王忬,字民应,官至右都御史,《明史》卷二零四有传,其长子世贞、次子世懋。
清顾公燮《消夏闲记摘抄》卷上《金瓶梅缘起王世贞报父仇》云:“太仓王忬家藏《清明上河图》化工之笔也。严世蕃强索之,不忍舍,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。”世蕃知后害之。“忬子凤洲痛父冤死,图报无由”,遂撰《金瓶梅》以献。凤洲重贿修脚工于世蕃专心阅书时微伤其脚,“阴擦烂药,后渐溃腐,不能入直”,严嵩亦年衰迟钝,“上寝厌之,宠日以衰”,以至于败云云。简直有些武侠小说的味道。
王忬致祸是否因为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,诸多史料说法不一。
《明史·王忬传》记载,王忬被杀并非因为《清明上河图》,而是“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。严氏客又数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。杨继盛之死,世贞又经纪其丧,嵩父子大恨。”由此可见,父亲的被杀,完全是因为王世贞引起的,他多次议论严世蕃,固此沈德符 《野获编·谐谑·谑语》有云:“口语之仇,垂戒万世。”加上王世贞又帮严嵩的对头杨继盛操办了丧事,导致严嵩父子记恨,于是趁王忬与倭寇打了一次败仗,弹劾他,以至王下狱并被杀。
甚至《寒花庵随笔》说王世贞毒的不是严世蕃,而是抗倭名将唐荆川:“此书为一孝子所作,用以复其父仇者。盖孝子所识一巨公,实杀孝子父,图报累累皆不济。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,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。”孝子三年撰成此书,“粘毒药于纸角”,巨公观迄此书,“毒发遂死”。“孝子即凤洲也。巨公为唐荆川”。因为“凤洲之父忬,死于严氏,实荆川谮之也。”“谮”就是说坏话的意思。
这一点,明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补遗·内阁·伪画致祸》就提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持有人是王文恪而非王忬:“时传闻有《清明上河图》手卷,宋张择端画,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,其家钜万,难以阿堵动,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”。“王时镇蓟门,即命汤善价求市,既不可得,遂属苏人黄彪摹真本应命,黄亦画家高手也。严氏既得此卷,珍为异宝,用以为诸画压卷,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。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,直发为赝本,严世蕃大惭怒,顿恨中丞,谓有意绐之,祸本自此成”。
王文恪和王忬不是同一人,也不是同时代人。王文恪叫王鏊,文恪是谥号,官至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,《明史》卷一八一有传。王文恪不是得罪了严世蕃而是得罪了太监刘瑾,先是因为“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,与韩文诸大臣请诛刘瑾等‘八党’”。后又接连几次得罪刘瑾:“宪宗废后吴氏之丧,瑾议欲焚之以灭迹,曰‘不可以成服’。鏊曰:‘服可以不成,葬不可薄也。’从之”;“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几死。鏊谓瑾曰:‘士可杀,不可辱。今辱且杀之,吾尚何颜居此’”;“或恶杨一清于瑾,谓筑边墙糜费。鏊争曰:‘一清为国修边,安得以功为罪。’瑾怒刘大夏,逮至京,欲坐以激变罪死。鏊争曰:‘岑猛但迁延不行耳,未叛何名激变?’。”考虑到刘瑾势力太大,自己无力抑制,只好辞官回家。
无论王忬被杀是否因为《清明上河图》,王世贞报仇对像是严世蕃还是唐荆川,事由王忬被害而起的可能性还是有的。因为当时严氏势力实在是太过强大,尽管王世贞也非泛泛,但要和严氏抗衡,根本没有胜算的把握,要想报仇只好另求他法,于是人们就只好作出种种猜测。如此一来,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真相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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